1976年来了，种种迹象表明这注定是个多事之秋。
果然，1月9日凌晨4时12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哀乐声中，沉痛地向全国、全世界播出周总理逝世的讣告。新疆地处边陲，万里之外的北京发生任何事情，我们这里事先都不会知道，哪怕是小道消息也没有。所以，一切都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知道国家大事。那天的讣告由夏青播报，他的声音庄严、肃穆、沉痛。
在北辰的大食堂设了纪念堂，学校组织我们依次前去参拜。然后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我们收听和观看了周总理遗体告别、追悼会和十里长街送总理去八宝山火化等过程。那个时候，时常听到哀乐。哀乐的曲调庄重、悲哀、压抑，听了让人肃然起敬，陷入沉思。在周总理逝世后的一段日子里，看的出来大人们有些忧心忡忡，一时间气氛压抑、前景莫测。
周总理曾在新疆停留过两次。一次是1940年2月25日，周总理赴苏治病痊愈后乘火车离开莫斯科抵达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专机经迪化到兰州。同行的有任弼时、蔡畅、邓颖超等，还有两位外国客人，即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和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阿里阿罕。另外一次是1965年7月3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结束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的友好访问，乘专机飞抵乌鲁木齐。4日至7日，视察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喀什、乌鲁木齐等地的农村、工厂、学校、机关等。
隆冬时节传来了好消息，即《人民文学》和《诗刊》复刊了，这样我又多了一个读小说的渠道。《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在创刊后的17年间刊发了数百万字反映部队生活、革命战争和生活的文艺作品，但是1966年5月被迫停刊。1976年1月，《人民文学》复刊。这个时候，我独爱长篇或中篇小说，对《人民文学》刊登的短篇小说等兴趣不大。
《诗刊》创刊于1957年1月，是全国唯一的中央级诗歌刊物，它的第一届主编臧克家。它发刊第一期，就以毛主席的十八首旧体诗词打头，这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响。1958年《诗刊》刊登了较多的工厂、农村的建设社会主义诗歌，1962年4月《诗刊》编辑部主持了有朱德、陈毅、郭沫若、周扬等和50多位著名诗人参加的座谈会，探讨了现代诗歌创作问题。《诗刊》在1965年停刊，1976年1月复刊时再次发表毛主席《词两首》，引起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
我对又有了像《诗刊》这样的新文学刊物感到高兴，但是由于这个刊物主要刊登新诗或自由体诗歌，因此我对它的阅读兴趣一般。
陶老师那里的外国文学书籍主要是苏俄文学，它包括苏联建立前的俄国文学，也包括苏联时期俄联邦共和国及各加盟共和国的苏维埃文学。俄罗斯文学就是俄罗斯作为独立国家以来的文学，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过随着我的借书渠道逐渐扩展之后，西方文学即欧美文学开始进入我的视野。西方文学的风格和手法与苏联文学完全不一样，前者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土壤，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完全不同。我发现西方文学更侧重描写个人与社会、自然的互动与斗争，宣扬人性和自决。因此这些书读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传》是我读的第一本西方小说，这本书于195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由伍实翻译。塞万提斯出生于马德里附近的埃纳雷斯堡，他被誉为是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其作品《唐·吉诃德》达到了西班牙古典艺术的高峰，标志着欧洲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小说的主人公因为沉迷于骑士小说，时常幻想自己是个中世纪骑士的人，匪夷所思的自封为“唐·吉诃德·德·拉曼却”，拉着邻居桑丘·潘沙做自己的仆人，“行侠仗义”、游走天下。虽然四处碰壁，倒也不枉一生。据说堂吉诃德还看上了一个身强力壮、长着胸毛的村妇杜尔西内亚，发誓要为捍卫心上人献出生命，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该书构思魔幻，笔法诙谐，刻画生动，虽然故事线索有些凌乱，但是奇闻轶事层出不穷，倒也给人眼花缭乱的感受，我是读的爱不释手。另外，这本书翻译水平很高，文笔流畅，十分传神。还有，书中的插图也非常精美，栩栩如生。尤其是那些丰满的西洋姑娘，让我流连忘返。
巴尔扎克的作品《高老头》把我带进丰富多彩的法兰西文学世界。《高老头》给我的读后印象是，巴尔扎克善于剖析人和人性的本质特征，然后将这种本性放大、夸张，以便使人物具有了一种强烈的艺术效果，如对高老头的狠毒的描写。另外，巴尔扎克看对环境描写细致入微，农村的田园风光，城市的灯红酒绿，或者家具器物，都写得活灵活现。
雨果的《悲惨世界》读后觉得虽然场面描写宏大，但是人物刻画有些粗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爱玛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却使她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对这类主题的小说，我那个时候还缺乏理解，所以读的有点不解其意。
不过司汤达的《红与黑》一下子就让我读的入了迷。司汤达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张文学应当“艺术的反映当代生活”，反对因循守旧。他创作《红与黑》时，拿破仑领导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已经失败，他想用自己的笔去完成拿破仑未竟的事业。为此作者以“红”是象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血和革命，而“黑”则象征教会势力猖獗的封建复辟王朝。
《红与黑》讲述的是一个经典的穷小子于连个人奋斗的悲剧故事。一个出身清贫之家的才子，想靠个人才华和奋斗冲破等级森严的社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跻身上流社会。然而，上层势力岂能容忍一个穷小子出人头地，最后在他们的阴谋诡计的联合打击下，于连功败垂成，身首异处，让人唏嘘不已。靠个人奋斗实现理想的想法，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我的意识中孕育，因此，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关于于连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共鸣，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难以忘怀。另外，作者的文笔自然、质朴、流畅，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入木三分。
有一次，张敏勤带我认识了一个人，此人身高马大，面目俊朗，颇有军人气度。他确实是个转业军人，言谈举止，直截了当。他喜欢读政治和历史方面的书，社会阅历丰富，有些政治抱负。在他那里，我看到了一本《世界史》。这本书由美国三位著名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联合写作，它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论述人类过去的历史，将从人类文明产生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漫长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文明的开端、古典文明、基督教文明、近代文明。当然，它是以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为重点，展开叙述的，东方文明只是陪衬。作者善于从细节来揭示历史大势，在不算长的篇幅内，却呈现出一幅有声有色、既有上层精英、也有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文明发展图景。